虱目鱼男孩的祝福──专访洪明道及《等路》

作者: 来源:U生活城 时间:2020-08-03 01:32:46 浏览(197)

虱目鱼男孩的祝福──专访洪明道及《等路》

相约在大稻埕某间老屋咖啡店,沿着狭窄的木製楼梯一格格上爬,一只名为陈英俊的白色狐狸狗,摇着尾巴咧嘴笑。二楼淡绿色的窗门大开,一个光透进来的所在。面朝旧漆的窗框望去,有一棵两层楼高的老榕树,青青绿绿,折射着亮,让我想起远在南方的家。

洪明道将出版小说集《等路》,倾力书写一个文学上的「地方」。众多的文学讨论中,倾向认为无论是南与北、乡与市,或是出走与回返的「地方」,总有一个时而隐形、时而现形的中心在对面。于是,地方不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修辞,地方应该在互相照看乃至多重参照的流动过程中产生複数的意义。

我希望透过小说修补与家的分裂感

我与明道都是高雄人,若有过久居南部的经验,就会知道高雄也有分南北。他住路竹,实际上离台南更近一些。行政区的规划往往未必是文化生活圈的必然区分,洪明道的自我介绍曾写上:「路竹人,认同台南为家乡,现居台北。」在台语的语境之中有一个「市内」的概念,对于一个路竹人来说,去台南是市内,去高雄也是(比较远的)市内,而台北又是更大的一个市内。当时在台北医学系就读的洪明道,深刻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距:「我的原生家庭是台语世家,也都是一级产业工作者。结果我来到台北学医,接触到的同学都是有钱人,生活与家庭没办法弥补起来。」

地方相对论带给洪明道深刻的分裂感,也正是从乡村到城市打拚的青年学子们注定面对的一场洗礼。当许多社会议题在网路同温层发烧,有志者跃入游行队伍时,往往很难,甚或不能与最亲近的人诉说。「像是婚姻平权、反废死这种社会议题,要怎幺去与家人沟通与说服?这当然并非家人的错,台语也不够来描述这些议题。」语毕,洪明道忽又加上一句:「家人甚至不希望我写小说,他们希望我好好当医生。」

台湾的进步是有城乡落差的,当都市如火如荼地进行转型正义、地方创生的时候,很多乡下地区还停留在刚解严的前现代,对乡下人来说,机会不曾白白降临,也无法脱离传统伦理与社会规範。访谈过程中,我问明道:「『地方』对你来说究竟是什幺呢?」但我的潜在问题其实是:「你喜欢这个『地方』吗?」会有这个疑惑,在于《等路》并非我所习惯的地方书写,《等路》半封闭的村里空间中,小镇不坏,人也不坏,然而人际关係太挤压了,像是细细的蚕丝,牵一丝而动邻里,在旋转的生活中渐渐紧缚成茧。而破茧需要力气、需要资本,或是运气。

「我小说写的事情都跟选择有关,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该怎幺去选择。」在《等路》里,明道将这些返乡,或是未能出走的角色拉到前景,看他们的个人意志如何与传统规範摩擦或冲撞、妥协或协商。听来是老生常谈的议题,在洪明道云淡风轻的笔下却是暗藏波涛;〈虱目鱼栽〉适婚不娶的阿弘哥、〈シャツ(衬衫)〉尝试与父亲和解的云铃、〈路竹洪小姐〉明知故犯执意出走的洪小姐,对每个角色来说,小镇不是礼物,小镇反而是包袱与冲突。

「大地开起花朵来了」

或许是自身在高雄─路竹─台南间的认同拉拔,又或是医学院与原生家庭的隔阂,洪明道对分裂的、暧昧不明的、中间的状态产生极大的好奇。《等路》中〈村长伯的奋斗〉、〈代表要退了〉都以台湾的政治环境为题,〈改札口〉则是触及日治时期到国民党来台后的白色恐怖。相较于不同世代的政治小说、历史小说,实际上也能窥探出几个範式的转移。早期作家囿于政治环境,书写白色恐怖、二二八事件等,儘管曾经身历其中,却仅能以隐晦暧昧、只闻其声不见其事的写法引渡苦难。后来的政治小说,有些长成了作家精心设计的文学迷宫,有的变成一则则荒谬的警世预言。洪明道认为,在我们这个世代,经过解严,迎来了开放与民主,大量相关的史料素材出土后,「我们一代创作者的问题,反而变成蒐集素材,谨慎的考据与使用,万一你写的东西被认为不符合状况,会有问题。同时也会有责任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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